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，“共享经济”这一概念曾在西方被广泛传播——彼时，大部分早期的关于“共享经济”的英文资料都会算一笔这样的账，“迈克”或者“琳达”，因为经济危机而收入减少，却通过出租他们的房间，贴补了家用，以至于他们觉得为客人准备早餐是个不错的兼职。

这是“共享经济”的前传。

不久之后，世界规模最大的IT博览会之一——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、信息及通信博览会在2013年把“共享经济”作为中心议题；英国商务部在一年后启动了一个独立调查项目，为如何把英国打造成全球“共享经济”的中心提供建议。

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之所以对“共享经济”感兴趣，并非仅看到了“琳达们”的收入，而是这种新经济模式不但盘活了闲置资源，更有创造社会财富的可能性。

但在中国的共享经济浪潮，从一开始就不太相同。共享经济背后的“平台”、“服务”等元素成为了资本市场眼中更具价值的概念，也成为了后者所极力推动的模式。

经过五年，共享经济的今天和未来究竟如何？

当潮水退去，浪花身在何处？

如果你对共享产品稍有关注，应该不难发现，从2019年开始，不少你熟悉的共享产品开始涨价了。

变化悄无声息，但幅度不小。

共享充电宝在涨价，据报道，一般商场已由1元/小时涨到2-3元/小时，在一些KTV或者演唱会等高消费场所，则已经涨到了6-8元/小时。

王思聪和陈欧关于“共享充电宝是不是伪需求”的争论，也在2019年有了答案——街电CEO万里称，2018年下半年，共享充电宝经过市场验证实现规模营收，“几家头部企业陆续实现了盈利。”聚美财报显示，街电去年营收超8亿，营业利润约3700万元。

回顾过往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尽管早期曾出现了许多类似于共享衣柜、共享女友、共享玩具等顶着共享噱头，荒谬追风的产品，但市场的选择决定了最终活下来的产品和企业。

从此前的大规模补贴和优惠，到如今行业集体上调价格，变化的背后，更多地是共享经济行业进程变化的缩影——跑马圈地的时代已经过去，眼下活下来的玩家们试图回到商业的本质。

勇敢者的游戏还是资本的无限生意？

回望历史，“随时随地有车骑”等共享单车的slogan，一度让人被“共享”这一“利用闲置资源挣钱”的美好概念所吸引。

可事实却是，为了争夺有限且难稳定的市场规模，这些企业必须选择重资产的模式，用闪电般地速度生产、铺设产品，夺城掠地，通过价格战、数量去扩大规模，以期“干掉”对手。

但是，伴随着这种大规模扩张，高成本成为了压在共享单车企业身上的一座大山。过去几年，共享单车的无序投放和“僵尸车”也给城市管理造成极大的负担。

于是，资本来了，投靠资本成为了想活下去的共享单车的唯一选择——哈啰、青桔、美团在2018前后都投靠了互联网巨头，共享单车正式变成了富二代的战场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共享单车本质上已经成为了资本的游戏。

当然，这并非共享经济唯一的解法，尽管同样是走的B2C的模式，但共享充电宝的生产成本不过几十元上下，大规模生产更将成本降低到十几元左右。 充电宝加上整个机柜，平均成本差不多低于一百块钱。充电宝是刚需，保证了现金流入，而产品成本低，损耗及维护费用也低。于是，“三电一兽”先后盈利。

但是，要走到这一步，也并非一帆风顺。

在短暂的瞩目之后，“共享充电宝”甚至曾被视为一个“伪需求”的笑话，2017年10月，杭州的乐电宣布退还用户押金，回收设备，停止运营；一个月后，美团也宣布关闭了实验中的充电宝项目，更多企业紧随其后，悄然离去。

所以，很大程度上，如今活下来的共享充电宝巨头们并非首先冲入赛道的“先行者”，而是胆子更大，挺过激烈竞争的“勇敢者”。

2017年倒闭的共享经济企业

抛开行业早期的那些无效伪需求而言，只要人们的高频需求继续存在，“共享经济”就仍有市场，但由于前期资金投入大、交易诚信安全软肋、盈利空间较小等问题，活下来的玩家永远只是少数。

To B的时代来了？

当人们偶尔还将这些共享经济领域的昔日明星当作谈资，后疫情时代，易点租突然火了——5-6月份易点租的新增企业客户数量创了历史新高。

易点租是一个办公电脑租赁与管理平台，做的是企业服务的生意，即实现办公设备由买到租。

这个几乎是和共享单车同一时期踩上“共享经济”的风口的企业，却从诞生始就将目光瞄准了和共享单车截然不同的一端——B端。

而在更早些时候，2010年，31岁的犹太裔青年亚当和自己的建筑师朋友在美国创立了WeWork。此后，短短几年间，他们将共享办公业务先后从美国一路扩展到伦敦，特拉维夫、上海等地。

WeWork被孙正义称为“下一个阿里”

2016年底，WeWork已在全球34个城市管理着111家共享办公空间，成了共享办公领域的独角兽，甚至被孙正义称为“下一个阿里”。

尽管在2019年惨遭了滑铁卢，并一度被质疑能否活下去，但WeWork在疫情后的市场环境中突出重围，收获了新一批大企业增长业务，且成为了国内共享办公龙头优客工场等中国“小弟”追逐的对象。

将目光看得更广，实际上除了风头浪尖的共享办公，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——物流业，也成为了共享模式To B的一条路径。

物流运输离不开托盘，仅2019年中国用到的托盘就超过2亿片，而其中78%都是使用一次就被废弃的木制托盘，可循环共享的托盘仅占1.4%。

而塑托邦则选择了循环租用模式，正是看到了其中的机遇：既更加环保，又为企业带来更低成本。工厂用塑料托盘来带托运输，单次费用不到木托盘的一半。并且使用方便，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、循环使用，异地取还也不用担心回收问题。

安信证券的一篇分析报告曾谈到，当共享经济进入常态化和成熟期，这一阶段的消费对象开始铺开于各个领域，也是共享模式被广泛复制的时期。

在交易参与者方面，则可以扩展到B2B，有成熟技术和优秀管理能力的团队将及时的抢占市场

一条更慢却更长久的路

而之所以说共享经济To B的时机到了，还因为需求端，人口要素的变化也正催生出迫切的市场需求。

一方面，中国的工业界和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正在显著提高。根据德勤的一项研究，从2005年到2015年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，这使得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运营效率，成为更多企业的迫切需求。

另一方面，中国近年来新生出许多企业用户，中国目前工商登记的企业数量近3000万家，其中中小企业占比90%以上，整体数量超过美国，且仍在持续增加。而中小企业，正是B2B平台的理想客户。

于是，供给端成熟落地，需求端快速爆发，让共享经济从To C向To B似乎成为了必然——实现供应链优化，降本增效，成了企业和工厂亟需进行的改变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共享经济To B的优势显而易见。

“考虑到未来的环保压力，木材成本上涨大趋势，托盘的价格优势会越来越大，一个木托盘的成本至少在70-80元以上，但是如果用可循环的托盘，成本可以节省50%左右。”可循环托盘的投入使用不仅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率，更为重要的它所带来的绿色效益。